「地攤文化」─即台灣的選舉美學 

　政治活動中的選舉，如果是一種生活方式的話（在選舉活動頻繁的台灣，它 已經快要變成一種生活目的了），那麼選舉美學就必然是生活美學與文化水平 的映現，而不太可能外於我們的生活或文化內涵，獨自存在著一個叫做「選舉 美學」的東西。 

　台灣選舉文化中傳統的賄選、暴力與分贓，加上新添的綜藝、秀場與狗咬狗 ，都是我們平日生活內涵與內容的一部份。它的光怪陸離與我們的終至於見怪 不怪，如同張小虹教授所言，是台灣文化「前現代、現代與後現代同時並置」 之下的獨特景觀。我稍做修改的是，從普遍的角度來看，這種並置是前現代與 所謂「後現代」的混合，而獨缺「現代性」－我們文化／社會中的理性、秩序 與進步性，表現在哪裡？ 

　在這個尚未扎實的、深刻的經驗過「現代性」文化洗禮的島嶼上，九○年代 以降，忽然節慶式的大量湧現著「後現代」的辭藻與景觀，正如張小虹的質疑 ，只是一種不具有內在顛覆性的金光假象。因為，這些浮面的影像底下，仍然 有太多前現代的實質樣貌。換句話說，台灣這些擬似後現代式的選舉秀場與猴 戲，只是包裝了一個大體上前現代的政治與文化體。這樣的一種包裹，其實恐 怕正好鞏固了台灣的「前現代」文化情境，讓它繼續頑強地存在於我們的生活 與社會之中。 

　從這個基調來觀看台灣聲嘶力竭、視聽混亂的選舉文化，則我認為非常不堪 地，它呈現的美學，就只是一種「地攤文化」的美學。台灣文化的某種總的精 神面貌，容我妄言，即是一個地攤文化。什麼是地攤文化呢？在形式上它是永 遠的臨時與野台狀態，隨時可以收攤、拆台、換個地方再擺；它是一種無奇不 耍、無貨不可賣（無論是機車修理行兼賣貢丸湯，或是「保衛中華民國」，與 「我是正港台灣人」兩種商品並列櫥窗）的江湖郎中文化，與一種「充滿了聲 音與憤怒、卻毫無意義」的煽情叫賣文化。 

　在內涵上，地攤文化是「先／現幹一票再說」的文化。它是現實功利性格的 極度呈現，因此它毫無原則、格調或信念，也毫無興趣做固定的、長遠的投資 、規劃與經營。所有的力氣與目標，就在賺眼前這一筆、贏今天這一場。於是 ，擺地攤的人固然充滿投機媚俗的身段和語言，以吸引更多顧客和現金，逛地 攤的人也沒有什麼品牌或理念的忠誠度，在眼花撩亂之中，一切跟著感覺與情 緒走。舉例來說，我們可以看到許多宣稱是一個「清流、理想」的政黨的堅定 支持者，會由於集體非理性的迷戀上一種「情緒商品」－無論是一個臉孔、一 個口號或一個自己嚇自己的心理－，為了急著贏眼前這一票（甚至也已經備妥 各種自我合理化的理由，為自己的率爾背叛那個充滿理想與人才的政黨，找到 了釋除歉疚感的下台階），而輕易的掉頭轉檯。政黨的理性成長，政黨政治的 穩定建立，恐怕從未出現在這些「逛地攤」的人們的意識或興趣之中。 

　在政治的夜市地攤（無論攤位是中正紀念堂或中山足球場）中瀏覽「情緒商 品」，乃是台灣一向以來的選舉美學。在擺攤與逛攤的過程中產生的視覺、噪 音污染與文宣垃圾，是此種「地攤美學」的必然副產品。有論者批評這些破壞 環保、「老片新看」的難看選舉劇碼；但是，卻認為「金達尼號」與「紅色競 選公車」是今年選舉中「提出新美學觀且富文化意義的兩項作品」，因為它們 「運用台灣人共同的文化經驗（電影『鐵達尼號』，貌似電子花車的外觀，搭 公車），創造了一個空間上流動的輔選中心和競選總部」。 

　我恐怕難以同意後面這部份的觀點。挪用好萊塢對全世界文化殖民的商品符 號，以及本土文化裡表徵著庸俗之現實性格（為死人或神明表演脫衣秀）的產 品，令人難堪都來不及，有何「富文化意義」之處？「新」在那裡？至於「流 動的空間」的概念，無論「金達尼號」或「油罐車」，我認為它們都只是由定 點攤販改為流動攤販的形式噱頭上的變化而已。黨主席們不論是圓桌武士或郵 輪船長，他們「叫賣文化」的本質不變，地攤文化的本質不變。我們的選舉美 學與政治內涵，有什麼新的內容與較高境界？ 

　台灣的選舉，總的來說，沒有新的美學觀點與實踐。我同時也認為，選舉文 化並沒有更惡質，或更吵雜髒亂庸俗功利：它原本就一直是我們的生活美學， 由於持續的存在使我們視而不見、習焉不察，現在只是藉著選舉較密集而醒目 的凸顯出來而已。 

（作者為政治大學廣播電視系講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