後現代主義簡介
即使不斷有人宣稱它不存在、退燒或死亡,後現代主義還是不斷地繁衍變形,造成眾聲喧譁(heteroglossia)。
由五、六0年代美國的反現代文學(或稱前衛主義)起,後現代主義於七0年代牽引入攝影、建築和後結構主義,八0年代再和女性主義、後殖民主義、文化研究產生論辯和交集,到今天它涵蓋之廣,由文學到法律到大眾文化,由地理到科學無所不包。它在出版界的發燒指數如下:據歐耳森估計,美國的主要報紙「在1980用到『後現代』這個字的有21篇文章﹔在1984年有116篇﹔在1987年有247篇」(Bertens 12)。Connor ?在《後現代文化》第二版前言中也指出在90年代有各種各樣的後現代讀本、文集、概論、辭典、手冊出版上市,而且後現代主義已儼然成為一門學科。(他自己所作的增訂當然也為這種繁衍作證)。現在在亞馬遜網路書店搜尋有「後現代」字眼的書可以得到幾筆? 779筆。台灣的出版界也不落後:80年代後期出版的討論和翻譯後現代主義的書不過三、四本﹐90年代出版的迄今大約有26本之多(近兩年尤其多)。 不只是學術界和出版業,後現代主義在大眾文化中也是熱鬧滾滾:音樂錄影帶和頻道、電影、餐廳、Pub……,到處可以看到很「後現代」的風格。美國的辛普森卡通的製作人亦嘲亦諷地稱自己的卡通為「大眾的新(Nouveau)後現代主義」(Geyh
x),台灣的坊間也有茶棧取名為耐人尋味的「後現代墳場」。不是還有電影名為「後現代男女」?
由不同角度對後現代主義所作的褒貶更是不同。舉例言之,李歐塔推崇後現代質疑威權的小敘述(small narratives),哈巴馬斯則不能接受它,希望恢復未完成的現代化和普遍理性化的計畫(modernity project)。波希亞和詹明信同樣認為後現代主義缺乏批判性﹐但波希亞宣揚科技和電子媒體所造成的擬像(simulation)和過度溝通﹐認為這是目前唯一的真實;詹明信則批評後現代的平面拼貼(pastiche)喪失感情、深度和意義﹐而且缺乏歷史觀和認知地圖(cognitive mapping)等等。 後現代辯論不限於這幾位後現代理論大師。一般而言﹐後現代主義質疑真理和傳統宗教背道而馳﹔「七百俱樂部」的製作人甚至斥之為不道德的假宗教(Geyh x)。後現代主義的主體建構論則曾經不為許多女性主義者和弱勢平權運動者所認同。它和(跨國)資本主義的密切關係更使一些後殖民主義者將二者劃上等號。還有人以歷史角度視後現代主義為學者哄抬喧染的結果,主張它不存在(存在的是「超現代主義」)或已死亡(被「後後現代主義」、「新現代主義」或「新古典/中古主義」取代)。當然﹐回應這些批評的有更多學者/文化人士所修正的後現代神學、後現代社會學、後女性主義、後現代政治,……等等。 ![]() 所以﹐讓我來提出一些後現代主義FAQ:
後現代性和現代性文化的關係為何?這個問題和社會底層和上層結構的關係(base and superstructure)一樣值得爭議。詹明信認為後現代主義是後現代社會的文化主流(cultural dominant)﹐而後現代文化不但屈從而且強化後資本主義全面商品化的文化邏輯。波希亞的重點是電子電傳科技;他認為電子媒體複製的影像即時播出、廣為傳播已經到了「淫穢」(obscenity)的地步。影像媒體(包括網路)滲透我們的生活中﹐打破公私之分﹐使生活中唯一的真實就是媒體重新製造的真實(hyperreal)。詹明信和波希亞在分析後現代性對後現代文化的影響上都有許多洞見﹐是後現代論述中的二大標竿;但是他們對後現代文化的看法卻是以偏概全的。 我認為﹐不同的後現代文化對後現代社會可能積極抗拒、被動規避﹐也可能嘻笑怒罵或屈從迎合。而且﹐我同意赫哲仁的看法﹐認為後現代文化產物常常是自相矛盾的;一個作品可能同時屈從和批判不同的意識形態和權力關係。
再以藝術和通俗文化的疆界被跨越為例。這個Huyssen
所謂的分水嶺被跨越的原因有二:後現代主義反對現代主義曲高和寡是其一﹐資本主義和現代科技的推動是其二。後現代「藝術」要接近大眾就必須被商品化﹐而後現代商品當然也藉由藝術來提高身價﹐招徠顧客。文學出版需要推銷已不是新聞﹐目前音樂家出唱片不也是越來越重形象和包裝嗎?前陣子台北市立美術館展出的「慾望場域」是藝術還是商業?連梵谷也要被用來推銷荷蘭銀行的金融卡。我認為﹐跨越疆界的結果應該不是弭除差異﹐造成全球性資本通俗文化。反之﹐如前所言﹐自我定位和價值判斷變得更加重要。價值的差異何在?以後現代文化產品為例﹐我認為重要的差異不是在雅俗之間﹐而是在於不同的產品產生多少社會意義和批判性。
台灣文學界反對台灣文學後現代論述的有兩種理由:一是認為台灣的後現代都市文學「抄襲並拼貼了資本主義的意識形態」而全無抵抗意識(向陽 45)﹐二是認為由西方移植的後現代論述不足以解釋台灣80年以降的多元文化(陳芳明)。後現代文化的確是發跡於西方(或美國)﹐但是我認為台灣的後現代文化不全是西方文化殖民、或台灣人抄襲的結果﹐而我們需要作的就是分辨出哪些是屬於台灣的後現代文化。的確﹐在台灣有許多非台灣的後現代文化(如日本、美國的多種大眾文化)很流行。台北的地景上也有許多「國際」的標誌:模仿抄襲他人的後現代建築、以雙語甚或外語呈現店名的商店。但是﹐另一方面﹐我們不乏台灣的後現代文化。舉例說﹐我認為豬頭皮的饒舌歌是非常台灣的:他並沒有抄襲美國非裔的憤怒抗議﹐而用輕鬆幽默的方式反省台灣的社會現象;用多元的聲音反映台灣的多種外來和本土文化。 再由文化形成的角度來看﹐西方後現代文化的產生是和它社會的後現代化(晚資本、後工業化)是同時並進、互為因果的。如果台灣的社會沒有後現代化﹐如果台灣的政治沒有經歷像美國60年代一樣巨大的變動﹐或許我們可以說台灣移植的後現代文化沒有被本土化。但是﹐台灣在經濟上自1986年開始服務業人口最超過工業人口;在政治上﹐台灣有1987年的解嚴以及前後多次的政治抗爭。在電傳科技上﹐我們更是電腦網路、電視頻道充斥。既然有種種後現代社會的特徵﹐我們怎麼能說台灣的後現代文化不是在和自己的社會作批判式的對話? 再者﹐後現代主義修正演進至今﹐已經不再是非政治的﹐反認同﹐或者只關心語言遊戲的不定性。因此﹐在討論多元的台灣文化﹐「後殖民」和「後現代」應該不是互不相容的角度。對我而言﹐台灣文化的多元善變是它既可愛又可恨的特色;如何由雜亂的多元中建構出自己的多元特色是每一個關心台灣文化者的重要議題。 ![]() 我認為後現代社會狀況和後現代文化現象在盛行也在轉型;後現代論述也仍在喧譁。不同的是﹐後現代主義早期楬櫫的不定性和遊戲已經不是文化主流──可能在柯林頓誹聞案中還看得到;或者﹐不定的是全球的天氣﹐被戲耍的不是文字﹐而是天災人禍中的人們。另外提供警訊的是﹐擬像(simulation)的例子不是每每化險為夷的美國總統暗殺﹐而是酷似《變臉》情節的方保芳整容命案。全球資本化造成的不是世界一家﹐而是目前像瘟疫一樣擴散的經濟危機。 這些警訊會在二十世紀尾端帶來另一種社會、另一種文化嗎?我不知道。但我知道﹐後現代主義所提供的問題我們還需要不斷思考。
對於Henri Giroux而言﹐後現代主義使「所有可以支持政治運動的真理、歷史和意義都受到懷疑」(qut in Simon 5)。這種看法我不同意。有批判意識的後現代主義不是完全放棄理性、真理和意義﹔只是在創作或論述以尋求「真理」的同時﹐凸顯它的建構性和局部性。強調相對和和暫時的真理 (provisionality)是不是不負責的相對論(relativism)呢?我認為不是,只要我們不以似是而非的邏輯避開責任,拒絕行動。 後現代主義顛覆真理的確也包括質疑自我。一方面,它的確帶來不安定感甚至混亂。另一方面,如果恆久不變的普遍真理要求接受者服從、阻斷其思考,有爭論和承認侷限的理論和文化則藉著不斷提出問題來刺激思考和進步。 不斷開放自我、刺激思考是後現代主義的特色,也是解嚴後台灣的發展特色。
引用書目 Bertens, Hans. The Idea of the Postmodern: A History. London and New York: Routledge, 1995. Geyh, Paula, et al eds. Postmodern American Fiction : A Norton Anthology. New York: W.W. Norton & Company, 1997. Simon, Herbert W, & Michael Billig. After Postmodernism: Reconstructing Ideology Critique. London: Sage, 199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