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電腦網路發明之前，早在1967年Foucault就已指出空間是後現代經驗的要素︰在我們這個時代經歷世界「與其說是經歷生命綿延，不如說是經歷連接點線、切入橫軸的網路」（23）。後現代論述中的「空間流行」（spatial vogue Keith & Pile 2）由來已久，論述發展大體上可分正、負兩方面的看法。負面者如Baudrillard和Jameson視後現代空間為無遠弗屆的擬象（simulacra）或分裂空間（schizo-space），個人全無批評的距離或主體位置。正面的如Foucault和de Certeau找出隱含的顛覆空間（Cf. Genocchio）。  馬克斯社會學家Edward Soja在1989年發表的Postmodern Geographies 提出了空間／歷史物質辨證論（a dialectical materialism that is simultaneously spatial and historical 79）一說，已彌補馬克斯主義對空間的忽視，並反對Jameson對後現代空間的負面批評。繼Soja之後，一些人文地理和城市空間學者（如Keith and Pile，Jane M. Jacobs）試圖將後現代地理學和後殖民主義的認同、所在、邊緣、流放主體政治（politics of identity, location, marginality, diaspora）相連，找出更具抗爭性的空間。 ……
  
 對後現代空間的負面批評重點多在於後工業／多國資本主義和科技所造成的超空間（hyperspace）。以Jameson為例，他認為多國資本主義造成的空間是個分裂空間，同質而且破碎的。在後現代（全面商業化的）文化邏輯下，斷裂的是主體與歷史、表面與實質、意旨與意符之間的連貫，因此產生平面的主體、刻板印象拼湊的歷史，和自我指涉、與外界表面連接實際隔絕的空間。在這種超空間（hyperspace）裡︰「個人身體〔無法〕發現自己的所在，藉視覺組織環境，或在認知上標出自己在可劃地圖的外在世界的位置（1984:62﹔80-92; 1988: 25）。這種主體完全被動的主張很被批評，但是將Jameson的對後現代狀況的批評運用在移民處境下，倒是有其可取之處︰如果後現代商業文化邏輯造成主體與環境的分離（disjunction），那麼在大都會謀生的第三世界移民所經歷的則是雙重的（與家鄉和後現代社會）分離、失所了。
  
 空間的確是權力施展控制的必然媒介，但是，後殖民主義和女性主義所楬櫫的「在地」、「邊緣」政治也指出定位與建構空間是抵制霸權的必然途徑。究竟移民主體和後現代社會空間的關係為何？Soja指出空間表面上是固定、被動的，但實際上，它充滿了政治、社會關係和意識型態（6）。而這種充滿政治和意識型態的空間，既是社會產物，也是（個別）社會行動的「媒介和結果」（129）。由此我們可以引申出移民主體與空間的辨證關係︰加勒比海移民在加拿大的社會位置低，造成他／她們物質空間的拘禁感，但是她／他們的社會行動（包括文學的空間想像）卻也能夠改變或改進他們的實際居住活動空間與社會位置。
  
 邊緣如何改變、顛覆中央呢？為了定義都市和身體之間「構成和互相定義的關係」（constitutive and mutually defining relations），Grosz借用電腦暗喻，提出了「界面」（interface）的觀念。首先，她反對（或超越）兩種談論身體和都市關係的模式。第一種是因果式︰「都市是身體的反射、投射、成果」，反之亦然（245）。第二種模式是平行式︰「〔都市和身體〕被理解為對比、對等物」(246)。對Grosz而言，兩種模式都是部份正確︰身體和城市能彼此改變，但是兩者不是直接因果相連﹔兩者可能平行，但不是自然／人工的對立。身體和城市都不是獨立的個體，而是「零件的聚合拼湊，能夠跨越實體的界限來構成連結，機器，或機動且暫時的（微）小團體」（248）。換言之，城市仍是一個政治機器，但是這個機器的模型是電腦，可以與個人產生機動性、界面式的互動關係。這種界面觀念與Soja的辨證論實際上並不衝突，只是更加打消都市、個體二者的界限，將二者視為繁複可連結的系統。引申到加勒比海移民處境，脫離母國系統的身體仍然帶著原來的「體質、情感、行為」，當然在新的城市機器中產生許多系統衝突。問題就在這個身體如何避免被鎖在固定位置上，無法運作，如何與新的系統產生界面、協調。
  
界面、協調的方式繁多︰直接示威抗議或加入都市運作和論述都可能改變都市的權力運作和空間想像。對de Certeau而言，日常生活就是介入、挪用權力的方式﹔改寫都市版圖的方式就是個人在都市中的行走。de Certeau指出，行走之於地圖就如同語言行為（parole）之於語言系統（langue）﹔行走（或謂「行人的語言行動」或寫作）說／寫出了城市的多重空間。「行走肯定、懷疑、試驗、僭越、尊敬它所『說出』的軌道」（97-99）。如果都市地圖上有工整的街道，行人的腳蹤是不規律的（東歪西拐走捷徑）﹔如果都市地圖是完整的，行人的「空間」故事則是以偏代全（de Certeau用的是修辭語synecdoche，提喻），省略連接詞（asyndeton﹔100-10）。於是，移民在都市行走，一方面可能是遵循既有的軌道或被困於其中，一方面可能是寫出它的空間故事，是他／她們突破物質困境，挪用都市空間的方式之一。

 「多倫多」本為原住民語，意謂「聚集之處」(meeting place)。讓我們先建構一段多倫多的都市規劃和加勒比海人移民的雙重歷史，看看這個城市的「後現代」與「後／殖民」如何相聚。1950’s至60’s年間，多倫多由戰時的平靜整齊的小鎮快速成長為加拿大第一個城市，居民遽增一倍（由125萬到將近300萬），城市建築規劃採現代模式（規律、國際式、反歷史），並建造大型公寓區（如St. Jamestown, Regent Park和Alexandra Park）將都市郊區化（Caulfield 5-60; Callaghan Introd.）。同一時期，加勒比海移民有限度移入，以女僕和學生為主，出現在Bloor、Bathust等街和多倫多大學校區。 
  
1970’s至1980’s間，多倫多在城市改革者（urban reformists）、投資者、中產階級居民以及一些邊緣團體（如藝術家、同性戀團體和華裔團體）影響下，發展為一個多元的後現代大都會。
它的後現代特色有:

１．經濟上，去工業化，由服務業和商店取代﹔
２·建築上，保留並維修古老建築（包括舊市街如Yonge街、華埠、羅馬式建築的Richardsonian Romanesque舊市政府及許多維多利亞式的住屋）﹔新型建築物仿古（如許多購物中心仿傳統市場或維多利亞式建築），或與古蹟在形式和建材上銜接（如Eaton Center與Church of Holy Trinity﹔Caulfield 97-123）﹔
３·在人口上，大量中產階級由郊區住回市區（或稱gentrification）。

在同一時期，加拿大開始發展多元文化政策，1967年移民法取消國別限額(quota)制度，吸引了許多非白種人移民。這些移民大多聚集在多倫多、溫哥華等大都會區﹔其中三分之一聚集在多倫多。同時，加勒比海移民更是多集中於多倫多，住進了原本屬猶太人的區域，再由此擴充至其他地價較便宜的區域。 因此，多倫多在近二十年展現了多元的種族文化，也開展了其特有的加勒比海空間（Brown 1982: 374-75; Keith 235)。
  
多倫多的後現代都市空間與移民是息息相關的，因為其背後的驅動因素之一都是後工業資本主義。 但究竟加勒比海移民在後現代多元文化的多倫多的位置如何？這些移民所處的城市空間到底性質為何？文化開放還是陋巷區隔(ghettoised)？被資本剝削或得以獨立抗爭？這是個爭議不休的問題，屬於加拿大多元文化議題的一部份。一方面，多倫多向來有治安良好，乾淨整齊，對移民友善的美譽︰它有六家中文報紙，有播放36種語言的廣播台（CHIN），盛行英語和移民母語並用的雙語教育，有北美最大的加勒比海狂歡節（Caribana）。多倫多的市區地圖顯示了它的種族多元性︰除了殖民遺跡（如皇后公園及帶有「皇家」的機構名稱）和有英國、愛爾蘭色彩的約克和白菜鎮，還有小義大利、華埠、希臘城、葡萄牙村，以及充滿各種族裔色彩的堪新頓市場（Kensington Market，昔稱猶太市場）。而且，很多原有族裔特色的地區（如小義大利）目前已混居了多種種族。在Caulfield的訪談調查中，許多住回市區的中產階級回答者在多倫多感到了團體歸屬感（sense of community），而他／她們所住進的是Bloor, Spadina等有許多加勒比海裔或華裔的地區。因此，多倫多被譽稱為北美「唯一」居住區融合（residentially integrated）的多元文化城市(Harney 133)，甚至被著名的都市研究者Jane Jacobs稱為「北美最有希望、最健康的都市」（qut. in Condi 126）。
  
如同加拿大整體一樣，多倫多即使是文化多元的鑲嵌玻璃，但還還是有階級之分的（vertical mosaic）。多倫多的地圖實際上不是平面的︰Bay Street和市政府一帶是決策中心﹔被其他有族裔色彩的地區包圍而不與之融合。如一位葡裔的DJ所言，一個葡萄牙裔的律師必然在Dundas或Bathurst開業，而無法晉身到Bay街上（Meeting Place）。至於中產階級的回流市區，也是個很值得爭議的現象。有學者認為它加深了後工業社會的階級區分;Caulfield認為它是中產階級反對郊區發展的批評行動，但他也承認一些族裔住區治安的不穩定使中產階級卻步（如多倫多的華埠﹔Caulfield 97-123; 218-30; Lay 181-96）
  
研究加勒比海移民的社會學學者所看到的更是另一個多倫多。個別歧視加勒比海／非裔的事件有︰支持文化帝國主義的博物館展覽 (Into the Heart of Africa，’90)，長期來警察射殺無辜(’88以來已有三人喪生)，Maclean’s雜誌對’92年黑人暴動偏頗的報導（Jackson 181-200），以及一般反對黑人移民的言論。在工作收入的統計上，多倫多大部分加勒比海移民的工作階層和收入不但低於水平，而且低於他／她們的教育水準所應得待遇（Breton 162, 165）。根據1992年「加拿大多元文化和市民調查」（Multiculturalism and Citizenship Canada Study），83%在多倫多的黑人的年收入在二萬五千元加幣之下（Nurse 66）。在居住區域上，市民住宅處(MTHA)讓加勒比海裔聚集在特定區域，而警察人員卻有遷往全白人的郊區住宅區的趨勢，增加了市區犯罪比率以及警民衝突的可能性（Henry 230; Jackson196）。 整體而言，Cecil Foster列舉了許多多倫多的例子，證明加拿大的種族歧視日益嚴重（Nurse 66）﹔Henry則借用Stuart Hall的理論，主張加勒比海移民在多倫多受到的是區別接受（differential incorporation），形成內部殖民地（internal colony; Henry 15-21）。
  
如果加勒比海移民在多倫多的空間真的是，而且只是，內部殖民地，那麼它就只是多元文化的反證，全球性資本主義控制之下的邊緣一角。但是，多倫多的加勒比海空間絕對是複數，而不可概括言之的︰姑且不論加勒比海地區的國家、族裔、階級、性別劃分會延伸到多倫多移民圈，在多倫多的加勒比海移民也會因移民時代（大致可以’67年作為分水嶺）、社會背景、工作能力不同，而佔有不同的社會位置，對多倫多有不同的空間想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