電影如何處理這些疆界？好萊塢電影大玩疆界遊戲，敘述疆界擴充的神話。在性別上，有《變男變女變變變》讓男主角變為女性，表面上同情女性弱勢地位，實際表達了對同性戀的恐懼。在身體上，有《魔鬼終結者》、《異形》、《ID 4》等科幻片呈現扭曲醜陋的外星人身體。人類或對抗之，或與其結合、被它變形，但最終標榜的都是純正的人性，甚至是美國主導世界的中心位置。在身分認同上，《阿甘正傳》是最新版的「美國夢」：表面上白手（白癡）起家，實際上是個人疆界的擴充。阿甘穿越美國三十年近代史的內憂（水門事件、反戰運動、黑豹集團）與外患（越戰）、甚至乒乓外交，不但全身而退，還得以賺大錢。在他像一盒巧克力的生命中，「我是誰？」這個問題當然不會出現，連貧窮的黑人母親也可在阿甘救助下，搖身一變成為貴婦人。

相對於這些好萊塢式疆界神話，羅茲瑪、康寧保和伊格言藉著處理疆界問題同時反省和質疑「自身」。這裡的「自身」不但包括性別，慾望和族裔認同等方面，還包括電影媒介自身。好萊塢片讓觀眾在黑暗的戲院中或隱密的家中舒服地窺視或作自我投射。《來聽美人魚唱歌》、《錄影帶謀殺案》和《月曆》三部影片藉著情節引觀眾入戲，但另一方面又在情節和技巧兩方面不斷問：「我是誰？你又是誰？」

窺視／觀看女體是傳統電影的所提供的樂趣之一。《美人魚》一片卻提供了其他種「看」的方法。本片的重點其實不是美人魚，而是一位在美術館工作的笨拙女秘書。有趣的是，向來被人觀看的維納斯像在片中也成了女秘書的觀看媒介，便利她偷看女館長。經由女秘書仰慕女館長的經驗，我們看破（館長所代表的）藝術體制的僵硬界限，看到女性的多元慾望和藝術。

同樣處理觀看的問題，康寧保的《錄影帶謀殺案》質疑的是身體慾望和機器的疆界。片中色情錄影帶對身體慾望的控制之大，使主角為Ｓ／Ｍ活動著迷，將影帶插入自己身體，撫摸酷似女體的電視，甚至受指使殺人。影片好像在問：看色情錄影帶時，我們用的「機器」是錄影機，還是自己的身體？作愛時，我們撫摸的身體會不會是色情錄影帶的盒子呢？

在《月曆》中不同的觀看位置代表不同的身分認同。伊格言所飾的攝影師主角受任用回到亞美尼亞，將祖國風光拍成月曆。身為拍攝者，他既利用、商品化這些風景，也被孤立在攝影機後，看他太太漸行漸遠，與亞美尼亞導遊契合。於是，鏡頭的兩邊代表三種認同的可能性：將祖國文化商品化（攝影師），加入祖國文化（攝影師太太），和文化歷史為本位（導遊）。

在片中，看著教堂廢墟，伊格言所飾的角色說：「凡是用來保護的，必然孤立，凡是用來孤立的，必然傷害。」這意味著我們必須打破一切疆界嗎？

不。的確，疆界可以禁錮我們，傷害他人，但它也可以帶來安全感或力量。要如何界定主體的性別，慾望和身分認同，才不至於被他人（男性觀點、電視、主流文化）吞沒，也不至於僵化（膨漲）自我、忽視（泯滅）他者？三部加拿大電影，三種疆界敘述，與其說提供我們「正確」答案，不如說藉著質疑我們的觀看位置，刺激我們思考自身疆界的問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