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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一則我所提到的是一些社會(或學術)層面的狀況,現在我想補充政治方面的一些現象。陳水扁的選戰失利,公娼問題的確是關鍵性的因素之一。當時的狀況簡單來說是因議會有廢娼的決議,而市長執行之,但因反對聲浪過高,議會提出緩廢,而阿扁則執意立即執行。這時的結果是代表民意的議會,不敵代表民意+公權力的市長,以造成陳水扁先生不尊重代議政治的滔天大罪(違憲乎?)。當然他得為此付出代價,選票流失,以致落選。今天同樣的戲碼再度上演,而議會的角色卻有了180度的翻轉,反對馬英九所提出之緩廢說,無疑是自打耳光。這又讓我想到了政治的contingency,此時是理由?或是藉口?若為合理的解釋的話,我們可說議會的角色是監督行政機關,而台北市議會在此二種情況下都把他的功能發揮到了極致。事實上這又是藉此理念所行使的另一此政治角力。市長和議會都狹民意以自重,以為鬥爭的武器,來爭奪擺佈公娼議題的權力。民意的被濫用,角色的不定,是否都因戴著contingency或radial democracy之面具而都成了理所當然呢?這又得訴諸選民的抉擇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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