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reole Language and its Subversive Power
採自〈蜜雪•克莉芙的成長二重奏：《響螺》與《天堂無線可通》的認同政治〉
交通大學外文系馮品佳

 

Creole vs. Standard English

混語方言 Creole: 加勒比海地區的英文文學，與本地區地理、歷史、語言之發展息息相關。相對於「正統英文」(Standard English)的混語方言之使用尤其表現加勒比海英語作家獨特的聲音。

混語之來源，根據語言學家萊希斯特(Ilse Lehiste)指出，「克里歐」（creole音譯）源自葡萄牙文crioulo，原用以形容出生於亞熱帶或熱帶地區之歐裔白人，其後泛指混血及其他非歐裔人種，進而延伸做為語言用詞，用以形容多種語言接觸所產生之混融現象(77)。

卡布涵(Rhonda Cobham)在介紹加勒比海文學背景時，也特別提及混語化狀態乃奴隸語言與歐洲語言混合結果，在加勒比海地區最常見兩種混語，一是東部使用之法式土語(French patois)，一是牙買加土語(Jamaican patois)，後者乃根據英語與非洲語混成(10—11)。語言學家卡西迪(Frederic G. Cassidy)更細分牙買加土語中，包含不同非洲語系，主要因為殖民時期奴主故意引進不同部族之非洲黑奴，以防範奴隸合作叛變(204—5)。政治與經濟考量之下，牙買加土語更是多音並陳。

因此混語基本是「雜種」(hybrid)語言，而且形成原因與殖民帝國主義密不可分。混語之形成同時也標示不同語言中的權力關係。萊希斯特認為就語言學而言，混語之產生肇因於語言接觸上政治權力不平衡，因為若兩種語言背後之種族地位相當，理應發展出「雙語現象」(bilingualism)而非混合之新語言(78)。萊希斯特並指出混語通常不被視為真正語言，在標準英語與混語之間有某種延續性(continuum)，與使用者社會地位吻合。而且牙買加語言系統代表「後混語團體」(postcreole community)之發展，亦即在力爭改善階級的前提下，牙買加社會一直試圖走向「純正的」正統英文，經由教育機制力圖執行「去混語」(decreolization)的語言霸權化(86—7)。由此可見混語現象在政治、階級壓迫之下，隨時有遭「禁聲」之危機。

Its subversive power

然而由文化研究觀點而言，混語化中的權力關係恰可成為顛覆之施力點。

如楊格(Robert Young)指出，涇濱(pidgin)、混語、乃至混血，皆具體表現含威脅性的變態與墮落形式。涇濱或混語保存文化接觸中真正歷史形成之記錄，正是顛覆力量的泉源。楊格從權力關係的另一角度解讀混語，認為涇濱或混語是將一種語言硬添加於一語言文法之上，暗中指涉被殖民者與殖民者的權力爭鬥，今日這種結構方式經常被用於英文小說中，方言俚語因此得以巧妙地分解都市的威權(15)。李歐娜(Francois Lionnet)則借用傳播理論，稱混語為同化論述中的「雜音」(noise)，對於歐洲主導文化發射干擾(331)。楊格與李歐娜的論點皆基於弱勢反攻的政治位置，由邊緣向核心質疑並扭轉權力配置。

由此可見混語化歷經演變，由單一到多樣種族範疇，跨入語言研究領域，再進入文化與文學研究空間，混語研究旅行於各個疆界之間，具備高度之流動性。１語言學家與文化研究學者對於混語的權力關係雖然詮釋不盡相同，然而更彰顯混語中涵括多重甚且互相矛盾之論述，以及多重解讀混語之可能，也更加反映加勒比海文化之複雜多樣。而且萊希斯特的分析重點在於多種語言接觸下新語言形成的肇因，而楊格及李歐娜的觀點則從新語言形成及應用過程中，弱勢者轉化、利用混語做為顛覆霸權的利器，兩者強調重點不一。再者，萊希斯特提出政府利用教育進行「去混語」，證明混語具有鬆動主導文化(語言)之力量，對於政治結構之威脅，使得國家必須出面「肅清」。

卡德喬(Selwyn R. Cudjoe)在回顧加勒比海女作家創作歷史時指出，加勒比海女性的語言及話語，在蓄奴及殖民獨裁時期政治抗爭時一向極為重要，同時也是解放的奮鬥中極重要之利器(25—6)。混語方言用於文學創作時，更提供無限對抗論述的可能性。

(An Example--Michelle Cliff，Pin-chia's focus in her paper)

牙買加裔女作家克莉芙之詩文即充滿混語化的實驗。克莉芙出身牙買加地主家庭，為白人、非裔、阿若克族多重混血之後裔。幼時即往返牙買加與美國，接受英／美教育，美國大學畢業後赴倫敦修得藝術史博士，精通六種歐洲語言，本身即是集多元文化於一身，再加上牙買加本土之混語文化與克莉芙身受之都會教育互相衝突，與克莉芙膚色幾可「肖白」，其自身意識型態卻一味「傚黑」的女同性戀者身份，所面臨之認同問題極其複雜，也因此使其作品中呈現各種語言、文類、種族、階級、乃至於性慾取向的多重聲音之競爭。以下將著眼於其作品中的多重聲音，將克莉芙兩本論述文化、種族及性別認同的小說《響螺》及《天堂無線可通》視為連續之成長二部曲，從而探究克莉芙如何以後設小說式多種文類之混融、多種之語言夾雜、大量之互文指設(intertextuality)，反映加勒比海文化的混語性，以及(後)殖民女性如何遊走於混融狀態中，嘗試主體建構的可能。２

  1. 混語文化也擴散至加勒比海以外的地域。米勒(Ivor Miller)曾介紹七十年代開始流行於紐約市的各式塗鴉(graffti)，受到非裔美國及加勒比等文化影響極大，是美國文化的混語現象。
  2. 此處採用「(後)殖民」形容加勒比海地區政治狀況，主要因為克莉芙強烈反對巴巴(Homi Bhabha)使用「後殖民」(postcolonial)一詞形容昔日殖民屬地，認為前殖民地仍未脫離其它新殖民帝國主義之掌握。

    3. 引用書目
Cassidy, Frederic G． “Tracing the Pidgin Element in Jamaican Creole．” Pidginization and Creolization of Languages． Ed． Dell Hymes． Cambridge: Cambridge UP, 1971． 203—21．

Cobaham, Ronda． “The Background．” West Indian Literature．Ed．Bruce King． Hamden, CT: Archon Books, 1979． 9—29．

Cudjoe, Selwyn R． “Introduction．” Caribbean Women Writers: Essays from the First International Conference． Wellesley, Massachusetts: Calaoux Publications, 1990．

Lehiste, Ilse． Lectures on Language Contact． Cambridge, MA: MIT Press, 1988

Lionnet, Francoise． “Of Mangoes and Maroons: Language, History, andthe Multicultural Subject of Michelle Cliff’s Abeng．” De/Colonizing the Subject:The Politics of Gender in Women’s Autobiography． Eds． Sidonie Smith and Julia Watson． Minneapolis: U of Minnesota P, 1992． 321—45．

Young, Robert CY． Colonial Desie: Hybridity in Theory, Culture and Race．Condon: Routledge, 1995．